[7] 参见拙译日本学者山井涌的论文：《〈明儒学案〉考辨》（载吴光主编：《黄宗羲论——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83页）。按，山井涌的论文对《明儒学案》的版本以及刊行情况作了颇为详尽的考察。关于这一问题，还可参见吴光：《黄宗羲遗著考》（四）《明儒学案考》（《黄宗羲全集》第八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8] 参见《中国思想史》第四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971—972页。二十余年后，在《宋明理学史》下卷中，也坚持了同样的观点，认为泰州学派是“一个独立学派”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2页）。

　　[9] 这种不依时代顺序来安排学案的做法，还有其他例子，比如尽管薛瑄（1389—1464）年长于吴与弼（1391—1469），但是“崇仁学案”还是被置于“河东学案”之前。参见上揭山井涌的论文：《〈明儒学案〉考辨》（《黄宗羲论》，第483—484页）。

　　[10] 按，在姚江学案之后，依次为“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这些学案都被冠以“王门”两字。惟独后面的两个学案：“止修学案”和“泰州学案”，缺“王门”两字。就是这一点小小的差异，引起了后世学者的种种揣测。

　　[11] 举例来说，黄宗羲在“三原学案”的案前序言中说道：“关学大概宗薛氏（按，指薛瑄），三原（按，指王恕）又其别派也。”（《明儒学案》卷九，第158页），又如：在“止修学案”的案前序言中说：“见罗（按，即李材）从学于邹东廓，固亦王门以下一人也，而到立宗旨，不得不别为一案。”（《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明儒学案》卷三十一，第778页）按，中华书局排印本《明儒学案》采用的是郑本，在该学案前，并无这段记述。《黄宗羲全集》本则据莫晋刻本补入，而莫本所据之底本实是贾本（尽管他自称是根据家藏之抄本，此说颇为可疑。这一点已为山井涌所指出，参见上揭同氏论文）。由于贾本被指责为“杂以臆见”，所以有可能这段“案语”，本非出自宗羲，而是贾润（或是其子贾仆）的杜撰。彭国翔：《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台湾：《清华学报》新三十一卷第三期，2001年9月）便强调指出了这一点，值得参看。然而，郑本是否可以全般信赖，贾本和莫本均称据以各自所得的底本，是否毫无根据，则需谨慎对待。事实上，《明儒学案》的版本问题以及刊刻过程非常复杂，是否可以完全考定，笔者却有疑虑。贾本之刻，宗羲尚在世，且为贾本作序（尝先后改定两稿。顺便指出，郑本未收此序，未免违反了后刻本一般要将“旧刻序”冠于卷首的通常做法。或可说，郑性的“门户之见”犹胜于乃师宗羲）。虽然未能肯定宗羲本人亲自校阅了刻本，但是贾本所据原稿刊刻之后，宗羲又有删改，而郑本所据之底本则是后来的改稿，亦未可知。也就是说，贾本和郑本各有所本，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参见上揭山井涌论文（《黄宗羲论》，第482页）。当然，笔者并无意图否认郑本作为善本的价值，而贾本之误亦无法否认。至于莫本，后人受到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所云“莫晋刻本善”的误导，纷纷以莫本为据，刊刻行世，此举需要纠正。总之，“止修学案”的这段案语未必就是言出无据。上述“又其别派”以及“别为一案”云云，应当是宗羲固有的想法，也是他在设计学案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变通法则。

　　[12] 按，《国朝丛记》，《千顷堂书目》卷五“别史类”记载该书卷数为“六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7页），今不见传。似非指《弇州史料后集》一书。该书卷三十五《嘉隆江湖大侠》对泰州一派有严厉指责，详见后述。

　　[13] 按，所谓“爰书”，据黄宣民考证，系指记录囚辞的文书，参见氏作：《颜均及其“大成仁道”》（《中国哲学》第十六辑，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9月，第346页以及注④）。

　　[14] 《明儒学案》卷十六，第333页。

　　[15] 刘宗周对王畿和王艮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他认为王艮“言悟虽超旷”，而“不离师门宗旨”（参见　　   《明儒学案·师说》，第9页），甚至对王艮的“淮南格物”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刘子全书》卷十二《学言·下》，清道光年间刻本，叶十三下，按，黄宗羲亦曾引述此言，见《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第710页）然而，刘宗周对王畿的批评则极为严厉：“谓之操戈入室，可也。”（《明儒学案·师说》，第9页）意思是说，王畿才是阳明学派中的捣乱分子。与此不同，黄宗羲虽在总体上对王畿不抱好感，但是在学术上，则对王畿有部分肯定，说王畿于阳明之学“疏河导源”，“固多所发明也”（《明儒学案》卷十二《浙中王门学案·二》，第240页）。黄宗羲之所以对王畿既有严厉批评又有部分认同，恐怕不能说，这是宗羲对其师说的简单否定，而应当归因于宗羲对学术史所采取的这样一种历史态度：“以为学术之盛衰因之”（同上）。这一态度与作为史学家的黄宗羲颇为吻合。

　　[16] 王世贞在《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五《嘉隆江湖大侠》中，主要针对颜均和何心隐，使用“鱼馁肉烂，不可复支”、“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等措辞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指责。这也许就是黄宗羲在上面所讲的“今之言诸公者，大概本弇州之《国朝丛记》”的原由所在。然而即便如此，王世贞也明确指出“盖自东越（按，指王阳明）之变为泰州（按，指王艮），犹未至大坏”（《四库禁毁丛刊》史部第49册，第703页）。同样，耿定向对泰州一派的态度，也值得重视。他极其推崇王艮，甚至表示要“私淑”之（参见《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王心斋先生传》），另一方面，他对泰州后学的某些人物（比如，何心隐、邓豁渠、方与时）则作了严厉痛斥（参见《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六《里中三异传》）。虽然吾人不能断言，王、耿两人的态度直接影响了黄宗羲的判断，但是至少可以说，黄即便对王艮及其后学加以区别对待，也并非不可理解。其实，他所作的“泰州学案”之案语，让人感觉有王世贞和耿定向的影子。王世贞的说词已见上述，无须赘言，黄宗羲说王世贞是根据“爰书”所作的记录，故不可信，他要另起炉灶，事实也有可能正相反，越是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拾人牙慧，越是令人怀疑。其次，耿定向则用这样一些词汇来抨击“异人”邓豁渠的言行：“如其言，将混而无别，纵而无耻，穷人欲灭天理，致令五常尽泯，四维不张，率天下人类而胥入于夷狄禽兽矣。”（《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与吴少虞》第二书，第384页）谴词造句虽然不同，意思则与“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并无本质差异。至于耿定向与泰州学派的关系，后面还将展开讨论。

　　[17] 关于李贽与泰州学派的关系，详见后述。

　　[18] 据《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至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按，台湾学者程玉瑛以《明儒学案》为依据，参考其他资料，对泰州学派的传承关系作了更为详细的整理，不妨一参（参见氏著：《罗汝芳诗文事迹编年》附录一“泰州学派传承表”，台北：广文书局，1995年）。

　　[19] 如此安排，是否意味着黄宗羲特别看重赵贞吉？从黄的案语来看，似非如此。其对赵有一句评语，可以看出他对赵的学术持批评态度：“英雄欺人，徒自欺耳！”（《明儒学案》卷三十三，第749页）

　　[20] 据卷前略传，何祥之学“出于大洲（按，即赵贞吉）。”理应附在《泰州学案二》之后。黄宗羲指出，何祥虽出于大洲，“而不失儒者矩矱”（《明儒学案》卷三十五，第845页），但却未说明为何将他并入耿定向一系的理由。或许是由于黄宗羲一时之失考。

　　[21] 参见《颜均集》（黄宣民点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卷三《自传》以及同书卷九附录一《同治永新县志颜应时颜钥传》。

　　[22] 《焚书》卷一《复邓石阳》，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页。按，李贽还曾摘抄赵贞吉之文集并施以眉批，成《赵文肃公文集钞》四卷，现见藏于东京内阁文库。

　　[23] 比如，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4] 荒木见悟：《赵大洲の思想》（东京：二松学舍大学阳明学研究所《阳明学》第4号，1992年。后收入氏著：《中国心学の鼓动と佛教》，福冈：中国书店，1995年）。

　　[25] 《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四，第1410页。

　　[26] 《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第80页。

　　[27] 《明儒学案》卷三十三《赵贞吉小传》，第747页。

　　[28] 参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答耿楚侗》第三书，第729页。

　　[29] 《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五附录《张峰寄王衣王襞书》，民国元年刊袁承业编校本，叶十八上。

　　[30] 按，张峰卒年不详。胡直曾为张峰作墓铭，见《衡庐精舍藏稿》卷二十六《水部尚书郎张玉屏先生寿藏铭》。不过，此文是为张峰卜葬之地预作碑铭，其时张峰尚在世，故文中惟记有生年。据同文稍后所云“（张峰）改刻《心斋遗录》，属予序之”，而胡直之《序》作于万历四年，可知张峰在1576年时尚在世。

　　[31] 《衡庐精舍藏稿》卷二十六《水部尚书郎张玉屏先生寿藏铭》，四库全书本，叶三十上。按，胡直作序，文见《衡庐精舍藏稿》卷十《重刻王心斋先生遗录序》，其云：“《心斋先生遗录》若干卷，始嘉靖间，门人张水部峰刻诸江浦。隆庆间，先生仲子（案，即王东厓）某偕诸门人编校《年谱》并《遗录》刻永丰（案，参见隆庆三年条）。仲子尝属予序，而未之逮。今万历四年，水部重刻于家，乃亦以序见督。”（叶十五上）顺便提一句，胡庐山对心斋思想虽有基本肯定，然而对心斋后学则颇有微词。如其所云：“而今之学者，未少有得，则皆好为人师，至南面抗颜，号召后生，猖狂鼓舞，自为大于一时。……”（叶十六下）

　　[32] 按，所谓“江西泰州学”，系指王心斋的江西籍弟子在江西组成的学术圈。据清袁承业编刻《王心斋先生遗集》附录《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载，该学术圈的传承系谱大致如下：徐樾—颜山农—何心隐、罗汝芳。其中未见张峰的地位。又，据和刻本《王心斋全集》末附《弟子录》，对张峰有简单介绍，其云：“张峰，号玉屏，江西泰和（案，应作“永丰”）人，江浦知县，纂《先生年谱》。”（京都：中文出版社刊和刻本，第167页）然而对其两刻《心斋遗录》，却未言及。张峰所编《心斋年谱》见存于日本和刻本《王心斋全集》（刊于1846年）卷首。该《年谱》似为最早刻本，与兹后万历年间所刻《心斋年谱》（董燧编）相较，内容简略。然而，万历本《心斋年谱》内容虽详备，却有不少夸张的描述，张峰本虽然简洁，但也有平实可信之处。又，据耿定力、丁宾、焦竑等编《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所记，张峰初刻《遗录》于江浦，继刻于义阳书院。该张峰刻本，今似逸。据日本学者佐野公治的考察，和刻本（五卷本）与现存的万历刻本（六卷本及八卷本）在体例及内容上有诸多异同之处，从其卷首所收张峰《心斋年谱》，并且从其记述较万历本更为简洁来看，也许和刻本正与张峰刻本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参见佐野氏：《王心斋全集解题》（京都：中文出版社刊和刻本《王心斋全集》卷首）。

　　[33] 参见《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五附录《徐樾再寄王衣等书》，叶十八下。按，徐樾所撰《行状》（后改名为《别传》），因其突然逝世而未完成，文见同上书卷四《谱余·补遗》；赵贞吉所撰《墓铭》，附录于同上书卷四《谱余》嘉靖二十年条，又见《赵文肃公文集》卷十八；王畿和邹守益则没有完成。

　　[34] 按，即颜均自称。颜本名均，后为避万历帝之名讳，更名铎。

　　[35] 按，据黄宣民考证，“夏”指夏言，时为礼部尚书。夏为江西贵溪人，与徐樾同乡，嘉靖十五年（1536），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事详《明史》卷一九六本传。参见《颜均集》卷十附录二，黄宣民：《颜均年谱》嘉靖十五年条。

　　[36] 按，即颜均自称。因其号山农。

　　[37] 黄宣民校点：《颜均集》卷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38] 参见《颜均集》卷十附录二，黄宣民：《颜均年谱》嘉靖十五年条。按，另据黄宣民：《颜均及其“大成仁道”》的考证，颜均兄颜钥于嘉靖十三年（1534）中举人，随任山东茌平教谕及新城知县，由此颜均得以北游访学（参见《中国哲学》第十六辑，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350页）。

　　[39] 参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17页、2519页。

　　[40] 参见上揭黄宣民论文：《颜均及其“大成仁道”》。

　　[41] 当然，这一分析得以成立是由于我们已经知道颜均是徐樾门人。如果撇开这一前见意识，纯粹从该文的语意脉络来看，也完全可以这样阅读：徐、赵、敖三人前此都从学于夏言之门，后来向夏言引荐了颜均，颜得以列为同门。显然，这一忠实原意的读法并没有错，但是意思却甚为可疑。所以，笔者还是愿意赞同黄宣民的分析结论。

　　[42] 《衡庐精舍续藏稿》卷十一，四库全书本，叶二上。

　　[43] 《衡庐精舍续藏稿》卷十一，叶一下。

　　[44] 《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二，第1229-1230页。

　　[45] 按，“鹿”当作“麓”。李春芳（1510-1584）字子石，号石麓，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第一。隆庆年初，任内阁首辅。传见王锡爵：《太师李文定公春芳传》（《国朝献征录》卷十六）。据传，李于嘉靖十年应试落第后，“归诣海陵王艮、东城林春，讲性学。已复师事湛公若水、欧阳公德。”（《国朝献征录》卷十六，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606页）据此，李与泰州学有渊源关系，且与胡直同为欧阳德之门下。

　　[46] 《明儒学案》卷二十二《宪使胡庐山先生直·困学记》，第522-523页。

　　[47] 这种情况在颜均的弟子何心隐以及赵贞吉的弟子邓豁渠的身上也有表现，此不赘述。

　　[48] 按，以下所举的例子，其实是荒木见悟在其上揭论文《赵大洲の思想》中，就已指出。

　　[49] 参见《赵文肃公文集》卷十五《赠少宰张龙湖南征序》。

　　[50] 《赵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一《与徐波石督学书》，东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年间刻本，叶四上。

　　[51] 《赵文肃公文集》卷十五，叶十一下。

　　[52] 见《赵文肃公文集》卷六。

　　[53] 《中国心学の鼓动と佛教》所收《赵大洲の思想》，福冈：中国书店，1995年，第107页。

　　[54] 按，赵贞吉尝自述：“吾生有知，即知诵说先生（按，指王阳明）之言。”（《赵文肃公文集》卷十六《重刻阳明先生文粹序》，叶一下）

　　[55] 参见《赵文肃公文集》卷二十三《内外二篇都序》、《史业二门都序》、《与少司马曾确庵论统部书》等。

　　[56] 《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与吴少虞》第二书，第332页。

　　[57] 《大云山房文稿》言事卷二《与李汀州》。

　　[58] 《中国心学の鼓动と佛教》所收《赵大洲の思想》，第131页。

　　[59] 至于赵的弟子邓豁渠是否有如黄宗羲所说，属于泰州学派之末流？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笔者以为，袁中郎的一句话值得参考：“文肃（按，即赵贞吉）别派为渠（按，即邓豁渠）上人。渠之传多在楚，而喜为任诞，公能矫之以行履。”（《袁宏道笺校》卷五十四《寿何孚可先生八十序》）这是说，邓豁渠是赵贞吉之“别派”，其活动多在湖北一带，而且赵对邓的言行多有矫正。的确，从师承关系来看，邓曾拜入赵的门下。但他不久便放弃科举仕途，游学四方，甚至落发为僧。他虽与泰州后学有来往，然而交往密切者毋宁说是湖北黄安的耿氏家族（按，即定向、定理、定力，特别是定理）。著有《南询录》一书，被认为狂诞不经，受到耿定向的猛烈抨击（《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六《里中三异传》），耿的抨击激起了李贽的忿忿不平，李与耿的恩怨部分起因于邓豁渠。总的说来，将邓归之于泰州学派，缺乏史实根据。袁中郎说他是“文肃别派”，还算客气，从某种角度看，他实是一位异端人物，或者只是一位“游僧”而已。黄宗羲在《泰州学案》的案语中将邓列入其中，其根据当然是邓与赵的师徒关系。然而据黄宗羲所说，这是邓豁渠尚在生员时拜入赵之门下的。若此，则这种师徒关系在思想传承上到底具有多大的实质性意义，这是不无疑问的。关于邓豁渠的文献整理及其思想研究，可以参看《中国哲学》第十九辑（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所收荒木见悟论文：《邓豁渠的出现及其背景》、黄宣民标点：《南询录》。

　　[60] 关于阳明后学的左中右三派以及现成、修正、归寂三派之说，参见拙文：《阳明后学综述》（《国学研究》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吴光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61] 以上参见拙著：《阳明后学研究》第八章《耿天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2页。

　　[62] 参见方学渐：《东游记·小引》（《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所收）。事在万历三十九年秋。

　　[63] 《心学宗》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2册所收清康熙年间刻本，第136页。

　　[64] 按，张绪（1520—1593）字无意，号甑山，湖北汉阳人。邹东廓弟子。历官桐城教谕、南京国子学正等职。传见焦竑《张甑山先生墓志铭》（《澹园集》卷三十一）。

　　[65] 此说出自方学渐的自述，语见《心学宗》卷首《自序》。只是“耿楚倥”原作“耿楚侗”，当从之。

　　[66] 《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明经方本庵先生学渐》，第839页。

　　[67] 根据荒木见悟的研究，管志道对泰州一派的思想特别是主张出世一番、担当世界的观点，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甚至把泰州后学的这种张皇性追溯至王艮本人（参见《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东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东京：创文社，1979年。按，有关管志道的思想研究，据笔者之管见，荒木此书是唯一的一部研究专著）。管志道对泰州学派的批评态度，黄宗羲也有充分的注意，称他对“泰州张皇见龙”有所批评，然而宗羲仍然将他列入泰州派下，其理由是管志道主张三教合一，“决儒释之波澜”，因此毕竟是泰州的“派下人也”（《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第708页）。且不说这种推论，未免过于唐突。依照我们的分析，从这一判断当中，可以窥测到在黄宗羲的心目中，其对泰州学派的界定有这样一个标准：在儒与佛、正统与异端之间，能否坚定儒家正统的一贯立场；坚定者另当别论，否则便“终是其派下（按，即泰州学派）人也”（同上）。不容否认，黄宗羲将上述颜、何、方、管等诸人列入泰州派下，便是这一判断标准在起着关键作用，而出身地域或师承关系已不再是重要的、唯一的判准。同样，他将赵贞吉归入泰州，原因之一也许亦源自于此。如果这一分析成立，那么泰州学派完全成了一个儒释混杂、异端百出的“大杂烩”。

　　[68] 顺便指出，方学渐对王畿思想不无微词，并在《心学宗·自序》中对王畿作了点名批评，但他对王艮思想却颇为推赏。他的《心学宗》一书，从“万古一心”、“千圣一学”（据《心学宗》卷首，章潢《序》）这一心学立场出发，从尧舜说起，中经洙泗、濂洛，直至白沙、阳明，最后以王艮作为结束。这一设定充分反映出他的学术观、历史观。从中也可看出，方学渐对泰州一派未必没有理解和认同。只是他对泰州后学诸子以及阳明的其他各派没有涉及，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对阳明学派（包括泰州学派）的认知程度。其弟子曾说他在思想上直承阳明，对其师耿定向却未提及，值得参考：“……师（按，指方学渐）五十年来，单提一派，谆切示人，近接余姚，远宗洙泗。”（刘胤昌：《心学宗跋语》，《心学宗》卷首，第132页）

　　[69] 《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焦竑传》，第830页。

　　[70] 参见氏著：《焦竑评传》第一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24页。

　　[71] 焦竑《王东崖先生墓志铭》云：“先生（按，指王襞）所与游，皆当世贤豪长者，余无似，顾受益为深。” （《澹园集》卷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95页）其中“受益为深”四字不足以为焦竑师从王襞之根据。

　　[72] 以上参见氏著：《焦竑评传》第一章，第20页，以及附录二《焦竑年谱》，第342页。

　　[73] 据《凤麓姚公墓表》载：“往丙戌（1586年），罗近溪先生至金陵，余与公（按，指姚汝循，号凤麓）诣之。”（《澹园集》卷二十七，第386页）

　　[74] 《澹园集》卷二十，第245页。

　　[75] 同上注。

　　[76]《焦竑及其思想》一《焦竑年谱》（《容肇祖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406页）。

　　[77] 顺便提示一条出自李贽所记的逸闻，内容是有关焦竑并不信从晚年罗汝芳的思想：“闻近老（按，指罗汝芳）一路，无一人相知信者。……及乎到南京，虽求一分相信，亦无有矣。……焦弱侯自谓聪明特达，方子及亦以豪杰自负，皆弃置大法师（按，指罗汝芳）不理会之矣。乃知真具只眼者，举世绝少。”（《焚书》卷一《答耿司寇》，第35页）按，所谓“及乎到南京”，可能就是指万历十四年罗汝方最后一次出游至南京一事。当然李贽的说话方式往往有夸大其词的表现，不可尽信。但作为参考，还是值得留意。

　　[78] 参见《盱坛直诠》卷下，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本，第238-242页。并参拙著：《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年表：1522—1602》（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嘉靖四十三年条。

　　[79] 除上引焦竑《罗杨二先生祠堂记》中的一段叙述以外，焦竑还曾指出：“阳明公以理学主盟区宇，而泰州王心斋嗣起，其徒几中分鲁国，故海内言学者皆本两王公。心斋子东崖（按，一作“厓”）先生推衍其说，学士云附景从，至今不绝，盖以学世其家。……而先生父子（按，指王艮和王襞）守所闻于古，至再世不稍变。呜呼，此岂可与浅见寡闻者道哉！”（《澹园集》卷三十一《王东崖先生墓志铭》，第493—495页）又云：“我明之学，开于白沙、阳明两公，至心斋则横发直指，无余蕴矣。一再传而顾为浮游诞妄者之所托，何教之难欤？”（《澹园集》卷二十八《荣府纪善圌泉朱公墓志铭》，第410页）按，朱锡（1508—1580）字纯甫，号圌泉，为王艮和徐樾弟子，并与颜均、何心隐等泰州后学相交（参见同上以及《何心隐集》卷四《上祁门姚大尹书》）。据同上文载，焦竑称其晚年颇为“悔之”，意指朱锡与颜、何之流格格不入，对泰州后学颇为失望。真实情况到底如何，由于朱锡之书不存，故已不复可考，但至少反映出焦竑自己对泰州后学的看法。其曰：“淮南悯学者之胶于外也，而直示以内，学者因淮南之示以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